说的优点和弊端都日益明显的形势下,仍要求儒生们尊一师之说,守一家之学的做法越来越行不通了。
孝顺皇帝时,曾规定诸生举孝廉,务必试家法,但此后以经术举为孝廉的儒生中,有许多不墨守家法而博学多识的人物,如服虔先为太学生后精研,被举为孝廉。可见“试家法”的规定未能严格执行。卢植大师通古今学,不守章句,竟被任为博士,郑玄大师更是不专一师之说的博学之士,也被征为博士。由此可见到了孝灵皇帝朝,连太学博士的家法也开始动摇了。
自光武皇帝以来,本朝儒生大都研习两经以上的学问。而且古文经学兴起后,今、古文经兼治成为一时的风尚。儒生们越来越向着通学的方向发展,相当大一部人甚至学通五经,还有不少人是今、古文兼修,且兼治谶纬、数术,比如蔡邕、荀爽、杨彪、郑玄大师等人。
另外,经文文本的正定和统一,也大大促进了“通学”的发展。在经学传授中,因为师法家法的不同,以及今、古文经的不同,经文文本的差异非常大。经文不统一,经说自然更无法统一,有些儒生为了谋取利益甚至还在经籍文字上作手脚。所以自本朝中后期开始,经文文本不断被正定、统一,规模最大一次是熹平四年,孝灵皇帝下旨,令五官中郎将堂溪典,光禄大夫杨赐,谏议大夫马日磾、议郎张驯、韩说,太史令单扬等人正定六经文字,并由蔡邕书丹于碑,立于太学门外。
古文经学的发展,今文经学的衰落,师法家法的淡化,经文文本的统一,种种事实证明,今、古文经学的融通是必然的,郑玄大师的新经成为官学也是必然的,无人可以憾动新经的地位。
郗虑和赵松闻言,大喜过望。
李玮是大汉朝丞相,是一位年轻的丞相,他的仕途至今看来还是非常辉煌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李玮的地位无人可以替代,他对新经地位的肯定基本上可以代表天子,代表朝廷。有了李玮这句承诺,新经在天下稳定后将得到迅猛发展,郑玄大师在新经中的巨擘地位也有了坚实的保障。
“但是,新经有两个不足的地方。”李玮望着喜形于色的两位大臣,缓缓说出了一句令人心惊胆战的话。
“本朝今文经学的儒生们一般抱残守缺,穿凿附会,而古文经学的儒生们虽然在学问上比今文经学的儒生们要广博得多,但仍不能摆脱传统的束缚和桎梏,最显著的便是学。古文经学的拘泥于象数卜筮,支离琐碎,可厌之处和今文经学的学相差无几。”
“郑玄大师在融合经今古文经学的时候,在注解学的时候,依旧没有摆脱这种束缚和桎梏。他在注解中掺杂了大量的谶纬并且解经烦琐,这正是昨天遭到王朗、宋衷、高堂隆和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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